个百分点，如果原来是44%，二氧化碳脱除后变成33%了。”倪维斗说。
与超临界燃煤技术相比，IGCC采取的则是先治理、后发电的污染物控制策略。对二氧化碳，可以在燃烧以前、在高浓度高压力条件下将其脱除。
“当然，IGCC的二氧化碳脱除也需要一定的效率降低的代价，但比"尾部处理"方式的成本要低一些，对发电效率的影响也比较小，降低6～7个百分点。这是IGCC发展的主要驱动力，也是比较大的优势所在。”倪维斗说。
倪维斗告诉记者，目前IGCC的初期投入相对较高，发电成本是普通发电成本的1.5～2倍。但煤在气化之后的用途非常广泛，比如做化工原料，或是合成高附加值的燃料等，如果把发电和多联产进行耦合，统一考量，对物质流、能量流加以优化，那么投资的整体效益也会得到提高。
“与超临界燃煤技术相比，IGCC在发电效率方面相对来说有更大提升空间，在污染物治理、脱碳方面也有独特优势，还能通过和多联产耦合降低建设成本，因此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。”倪维斗总结说。
“三个五年”的战略思考
虽然IGCC多联产具有多方面的优势，但该项技术在国内的发展却较
